1948年9月的某个清晨，文强，这位已经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以及办公厅厅长的高级官员，收到了一封来自好友兼同学杜聿明的亲笔信。杜聿明在信中语气诚恳，邀请文强加入即将成立的徐州前进指挥部，担任副参谋长一职。文强在阅读完信后，心中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思量了一下，自己在后方的职务虽稳，却不如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来得痛快。
虽然文强与杜聿明并非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然而两人却因为共同的背景而逐渐结缘。杜聿明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便踏入军职，一步步晋升，而文强则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因各种原因脱党后被戴笠引入军统工作。两人真正建立关系是在抗战期间。当时，文强被派往东北担任军统的工作，杜聿明作为东北保安司令，和文强有了较多接触。文强为人处事老练，低调不张扬，这使得杜聿明对他极为欣赏。
杜聿明此次邀请文强的原因，主要是他对当时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舒适存曾是彭德怀的同学，且在红三军团担任过参谋长。在战事中，舒适存却选择了放弃，这让杜聿明对他缺乏信任，决定让文强接手，作为副参谋长协助工作。文强虽然开始并未料到这次任命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但他终究答应了。
在临行前，程潜，文强的长辈与朋友，曾反复叮嘱他谨慎行事，尤其要防范可能被俘的风险。程潜与文强的父亲关系密切，对文强一直有着极大的关怀。年轻时，文强在脱党后正是程潜伸出援手帮助他重新进入军界。然而，文强这次未曾听从老人的劝告，依然决定前往徐州。
展开剩余76%到达徐州后，文强很快对这里的情况产生了深刻的疑虑。当时，徐州的气氛颇为低迷，并不像是一个即将迎来大战的前线城市。几个月前，蒋介石撤销了原有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改设了徐州“剿总”，并且一开始蒋介石就考虑过两个候选人，蒋鼎文和刘峙。最终，蒋介石选择了刘峙，而这个决定显然并不明智。即便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刘峙的选择未必最为适合，但他在任时的表现也并未如蒋鼎文那般令人失望。参谋总长顾祝同后来无奈地解释道：“蒋鼎文夜里嫖赌，白天不管公事，与刘峙比，还是他好些。”
由于刘峙的平庸，蒋介石便重新启用了杜聿明，安排他作为副手来协助作战。蒋介石试图通过这样一老一少的搭配，来改变徐州的不利局势。正当蒋介石重新调整战术时，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济南被解放了。
济南的失守使得国民党军高层认识到，华东野战军的南下几乎不可避免，徐州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杜聿明认为，为了扭转败局，必须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他提出了放弃其他一些城市，集中主力力量防守徐州，并计划北上山东，以此打击华东野战军的士气。然而，文强对这个计划心存疑虑，提出了质疑：“敌军刚刚在济南获胜，士气正旺，我们凭什么敢与他们作战？”
杜聿明耐心解释道：“华东野战军在经过济南攻坚后，必定需要休整，至少一个月才能恢复元气，而国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量兵力，依靠更强的战斗力反击，胜利在望。”文强虽然有些犹豫，但听完杜聿明的分析后，心中稍安。然而，他并未意识到，杜聿明其实对局势并没有太多的信心，更多的是强行镇定。
刘峙对杜聿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他认为留守徐州的兵力过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杜聿明将冯治安的部队调离徐州，用李弥兵团来守卫。但这项决定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显然并不明智。在淮海战役期间，冯治安部的地下党员在战役中起义，导致黄百韬兵团被直接围困。
战局未能按计划推进，国民党内部的推诿责任导致了战略执行的迟滞。正当杜聿明准备实施战略时，蒋介石的调令却将他调往东北，原因是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野军队迅速解放了锦州，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杜聿明不得不接受“救火队长”的任务。
杜聿明走后，徐州前进指挥部依然按原计划运营，文强留在徐州继续担任副参谋长，并负责与徐州“剿总”的联系。两天后，文强向刘峙请示是否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作战任务，刘峙却表示：“指挥官已走，前线部队没有明确的指挥，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时搁置。”
此时，文强感到茫然无措。直到杜聿明返回徐州，他才得知原计划完全未曾实施，而徐州的国民党军团已经陷入困境，黄百韬兵团在撤退过程中未能及时脱离，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为了救援黄百韬兵团，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突破敌人的防线。
在此期间，文强深刻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尽管自己并未亲自指挥作战，但作为黄埔军校出身的他，熟悉兵法，清楚了解到以黄百韬兵团12万人的兵力，国军最多只有20万兵力来进行营救，这样的战斗如何能够取得胜利？可惜，当时的局势让他无暇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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